编者按 乙巳辞旧，丙午迎新。正值马年新春，本期与读者共同解锁马匹与人类文明的深层羁绊，以及其背后的生物科学“冷知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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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的白马寺齐云塔，见证了佛教经典如何历经千山万水传入中国，《西游记》中“白龙马”却反向而行，驮着著名的唐朝高僧玄奘前往佛陀的故乡。在新建的紫禁城，明朝永乐皇帝迎接了第一批访客向他献上的礼物——来自帖木儿帝国的骏马。1793年，当英国贸易使团首次停靠渤海港口时，清朝乾隆皇帝正在河北承德接收来自哈萨克汗国的优良马匹。即使是今天，土库曼斯坦仍将“阿哈尔捷金马”作为外交礼物赠送给中国。

所有这些例子，都诠释了马在中国与其西部邻国交流史中的重要作用。

类似20世纪的石油和21世纪的人工智能，中国古代历史上，马匹一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。有了战马，军队就可以去到遥远的地方，建立庞大的帝国；有了驿马，帝国境内偏僻的城镇与首都就能联系起来，便于中央政府收集信息、传送政令；有了优良的马匹，人们就可以提升速度，奔驰着欣赏优美的风景。正如汉武帝论及优良马匹时所写：“竦予身，逝昆仑。”（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）

然而几个世纪以来，由于自身马匹畜养能力不足，中国历朝历代政治家、将军和马匹爱好者常感挫败。这主要囿于两个方面的原因：一是中原人口的增长使越来越多的土地得到开发，但这些土地优先用于农耕，优质牧场极为稀缺；二是中原地区草场多缺乏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——硒（Se），而西部草原地区硒含量丰富。没有硒的摄入，马匹的代谢会受到影响，无法长出十分强健的肌骨，因此也跑不快。

为获取草原的马匹，自秦朝起，中原朝廷就十分重视与草原地区的关系处理。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。有的时候，中原与草原的养马部落平等交易，以获取军马、驿马及其他民用马匹。丝绸之路上，马匹成了最常见的商品，边境哨所附近也随之出现了很多马匹市场。也有的时候，特别是在唐朝和清朝，中原政权统治了广阔的草原地区，能够直接控制马匹的繁育。

当然，历史上两者也曾有过旷日持久的攻防战。草原的季节性降水对马匹畜养影响甚大，降水多则牧草长势好，马匹供过于求致使其价格大跌，进兵中原、掠夺财物对养马部落来说更为划算。降水少则马匹供不应求，中原人不得不高价购买，两者可以达成交易。此外，游牧民族男女老少普遍精通骑射。全民皆兵、行踪不定的族群，对中原政权是不折不扣的威胁。

持续几个世纪的贸易与掠夺，使马匹成为中原政权与西部地区关系的核心。双方围绕马匹形成了一种共同文化——长城两侧的人都热衷于马球和赛马等活动。

马匹顺着商路来到中国，承载着中国文化的瓷器、茶叶也在马背上传播到中亚、南亚，甚至更遥远的地区。

（作者系英国皇家亚洲事务学会会员、中东与中亚历史研究学者。本文摘编自《马匹与文明的缔造》，内容有删改，题目为编者加。）